业务领域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内涵及我国《公司法》第20条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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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刊登于《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6年第7

 

摘要: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公司人格独立制度在被滥用时对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人提供的一种救济制度。文章通过分析该制度的法理依据,及该制度在英国、美国、德国适用的场合和确立的标准,并通过对我国《公司法》第20条的分析,以明晰该制度的内涵。

关键词:公司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公司人格否认、揭开公司面纱

 

一、        公司人格独立及否认制度概述

公司人格独立在十九世纪中叶即为英国制定法所确立,但其含义是在1897年判例Salmon v. Salmon一案中明确的。该案中,贵族法院的Macnaghten大法官认为:公司在法律上是不同于发起人的一个实体,即便在公司成立后,其业务与之前一样……但是公司在法律上并非发起人的代理或者他们的信托托管人。发起人,作为成员,除了法律规定,不需要以任何形式对公司承担责任[1]。公司人格独立通常在两个意义上体现出来,一是财产独立,即财产一经出资,独立于股东,成为公司对外进行担保的责任财产;二是责任独立,即股东仅以其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有限责任虽有促进投资积极性的优点,但也具有对债权人保护不力,容易被公司出资人滥用,作为规避法律责任的工具的缺陷。尤其是在规模较小,股东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独立人格所导致的股东有限责任易孳生道德风险,股东可以通过控制公司使公司财产转移为个人财产,造成公司空壳化。甚至通过公司进行违法行为或高风险的行为,将公司资产抽逃,使外部债权人不能获得足够的清偿。因此,法律作为对公司独立人格在特殊情况下被利用的救济,发明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以弥补公司人格独立制度被滥用时的负面效应。虽然该制度最早在英美法系建立,被称为“揭开公司面纱”。但这项制度,由于既能维持公司人格独立制度在公司法上的原则性,同时又维护特殊情况下失衡的债权人利益。很快,该制度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因此衍生出各种具有不同名称,但宗旨相同的制度。如德国和日本的“直索理论”、法国的“独立财产行或法人人格之滥用理论”等。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构建对我国意义重大。自改革开放以来,出于鼓励个人设立公司及股利外来投资的政策,法律上通过给予各种优惠、降低投资要求、简化投资程序等方式给予设立公司企业的便利。然而在这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出资不实、皮包公司、利用公司从事违法或不正当业务或在破产清算前转移公司财产逃避债务等现象。在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下,公司外部债权人和其他厉害关系人试图通过追究公司投资人责任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为完善公司治理,200611生效的修订《公司法》第20条第一次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公司法》中确立下来。

二、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公平正义原则的维护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体现出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但这种正义体现为纠正正义。公司人格独立制度的也是是风险和利益合理配置的设计。投资人放弃对出资的直接控制权和所有权,而享有剩余索取权。而对于债权人来说,公司的资产一经出资,就脱离出资人的控制,构成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责任财产。债权人在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其风险是可以遇见的,债权人据此同公司谈判,获得合理公平的交易条件。在这种制度尚未被滥用时,投资人的风险和收益是对应的,也是合理的。但当公司的有限责任是用来规避法律责任的工具时,如投资人投资不足或在破产前抽逃资产,则将更多的风险转移给不知情的债权人,却仍享受同样的投资受益权。这对于债权人来说不公平,因此法律应赋予债权人司法救济手段恢复对风险和收益分配的公平。考察英美法有关刺破公司面纱的案例,很难从中得出除为维护公平之外的任何法理。

(二)保障交易安全

交易安全的一个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交易所涉信息是真实及完整的。因为从交易主体来看,信息准确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应该能精确地评估交易面临的风险,以确定交易的对象和交易的价格。当滥用公司人格独立的特性规避法律,会使交易相对人信息失灵,不能预测交易后果,人为增加了交易风险,从而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另外,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如果交易所涉信息是真实的,市场也能根据信息市场的反馈,监督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以有效的配置资源。但如果市场充斥着虚假的信息,市场的监督作用就会发生偏差,破坏市场的信用机制从而损害交易安全。

(三)禁止权利滥用

按照法律的规定,权利的行事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过正常界限行事权利,则为权利的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是一种授权性规定。通过有限责任权利的授予,投资者可以将自己的投资风险限定在一个预先设定的范围内,从而增强其投资积极性。大陆法系对公司人格否认构成要件的确立,多有滥用股东有限责任的规定。这也体现出,公司人格否认之目的是防止股东滥用法律赋予股东将其个人财产与公司风险隔离的权利。正如孟德斯鸠所述,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性质来讲,要防止权利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利[2]。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并非对公司人格独立和有限责任的一般否定,而是对公司独立人格本质的严格贯彻。因为,当投资人滥用法律所赋予权利,通过控制公司逃避责任时,这时的公司已成为行为人规避法律的一种工具,失去独立的意思能力和责任能力,即丧失独立的人格。因此,引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对防止行为人滥用权利的需要。

三、        公司人格否认的场合和确立标准

(一)德国

在德国,公司法上的穿透责任主要发生在以下几种场合。

第一种是资产混淆,即公司的资产与其股东的个人财产没有或没有足够认真地进行分离,那么股东就须以其个人财产来承担责任。这里的财产指的是整体上的财产,混同须为实质上的混同,达到公司财产记载不清,无法清楚判定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的界限。如果仅仅是个别财产所有权不明,不足以满足资产混同的条件。

第二种情况是资本过低。但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以资本过低为由否认法人的人格独立仅是极端例外的情况。

第三种是企业集团的情况,如果企业集团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股东利用公司的有限责任为自己谋取利益,然后再使公司破产损害债权人利益,法院会类比适用《股份法》302条和303条,要求该股东必须直接对其公司的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不过这种状况与第四种情况比较类似,现在德国司法实践多以第四项理由否认法人的人格独立。

最后一种情况是股东通过“毁灭公司生存”的方式剥夺债权人受偿的权利。该理论的核心是:股东不得挪用公司资产使公司陷入破产,并使债权人的债权没有或者没有得到全部清偿。其构成要件为:首先公司陷入不能清偿债权人债务的破产状态;其次,破产是由公司唯一的股东或者几个股东的侵吞行为引起的,期间他们不适当地疏忽了公司的清偿能力;最后,股东的行为不能通过《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1条的补充资本及有关保护资本的法律规定的方式弥补债权人的损失。

在确定否认公司人格的标准上,德国学者的观点可以分为三派,一是塞立克所主张的滥用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仅仅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即如果故意地滥用法人实体并且将它用于法律所没有规定的目的,才允许穿透法人。与此相对应地是规范使用理论。该理论由米勒-费赖菲尔提出,E. 雷宾德对此做了进一步德发展。该理论认为,法人是由法律制度创造的一种实体,人们一开始就仅仅需要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允许法人活动的范围内尊重法人。由于仅需对适用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就能说明穿透理论的合法性,所以该学术比滥用理论更容易允许实施穿透。该理论不需要主观滥用意图为前提条件。最后威廉主张要坚决地回归到法人的法律独立性上。他认为:法人穿透说的出发点是错误的;相反,他提出,如果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及时他不是公司的经理,股东也应该根据《有限责任公司法》第43调的规定承担机构行的谨慎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取代穿透责任[3]。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是采用违背忠诚义务、滥用权利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来支持和论证穿透理论。

(二)英国

揭开公司面纱在英国既能找到制定法上的依据,也可以找到判例法上找到比较一直的做法。

制定法上允许揭开公司面纱通常在破产法中。

因国家行为揭开公司面纱。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战时,敌对国家国民(包括法人)在英国设立的独立公司被否定其独立实体资格,以防止其转移资产至敌对国家[1]

1986年破产法第213节规定在清算中,如果发现公司某项业务出于欺诈公司的或其他债权人的意图或目的。法院有权在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宣布任何从事该交易的人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216节规定公司清算前12个月滥用公司名称的董事或影子董事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公司集团的场合,母公司也可能对自己的子公司或者实业突破有限责任原则承担责任。1986年破产法认为,母公司如果参与对子公司欺诈的或违法的交易时,母公司可能要作为影子董事对子公司不能清偿承担责任。法院判例中对这条的认定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的满足:一是母公司意图或明知自己作为从事子公司业务的一方;二是子公司的董事已惯于按照母公司指示行事[4]

判例法建立的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比较复杂。

1.            因欺诈

欺诈可以成为法院揭开公司面纱的重要依据。实质上,在salmon案中,根据Macnaughten大法官的观点,如果salmon的估价过高的行为,如果带有欺诈的意图,则该案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5]。因此,法院在对个案进行审核时,会考察被指控的公司设立的目的是什么,例如公司设立的目的仅仅在于避税、逃脱与某公司签订的竞业禁止协议[2]或其他合同责任[3]的场合,法院都有可能得出公司是“冒牌货”(sham)的结论,从而允许原告指向公司背后的股东要求承担责任。

2. 经济实体

若干公司或实体构成同一经济实体的场合,法院也有可能揭开公司面纱,要求母公司或控制公司承担其子公司或者被控制实体的责任。对经济实体的构成法院一般采纳“控制说”,即母公司或者控股公司起码在相当程度上(如果不是绝对控制的情况)控制着子公司或者被控制的实体。“控制说”的难度在于刺破公司面纱所需要的控制程度的确定。法院对于控制的确定呈现出逐渐严格的倾向。例如,早期的判例法显示并不需要绝对的控制,而近期的判例法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绝对控制成为刺破公司面纱的前提条件。并且,在确定控制程度时,法院早期会审核个案中母公司是否决定子公司绝大多数董事的人选以及母公司是否对子公司政策起着主导性作用。但是近期的案例表明仅仅是母公司的控制因素是不足以刺破公司面纱,经济实体往往需要与上文所述的欺诈因素结合,例如子公司设立仅仅是母公司为了满足非法目的的工具或者代理人[4]

3.基于公平原则

刺破公司面纱是基于公平原则对公司有限责任以及独立实体资格的例外规定。曾有个别案例法院直接根据公平原则刺破公司面纱,但自Adams v. Cape案后,英国判例法形成共识,不能仅以公平原则来推翻Salmon案中建立起来的公司法的基本原则,有限责任和独立实体资格。

因此,根据学者的意见,从英国判例结果来看,法院对“揭开公司面纱”的审查是非常严格的,仅在三种场合下法院会否定公司有限责任的原则:一是法院解释制定法、合同或其他文件,得出揭开公司面纱的结论;二是法院认为某一公司的设立仅是用来掩盖真实情况的面具;三是公司是它控制者或成员的授权代理人。需要注意的是,第二种情况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人格否认;但是第一种第三种从法律上来说,公司独立的人格并没有被否定,但是让其成员或控制者承担责任的结果实质上导致了同样的结果[6]

(三)美国:

揭开公司面纱最早是在美国衡平法制度中创建的。最早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否定公司人格的案例是1905United States v. Milwaukee Regrigerator Transit Co.一案。美国判例常涉及原告提起揭开公司面纱的场合主要包括存在合同关系、侵权、破产、公司集团内部关系、欺诈等场合。

而法院支持原告揭开公司面纱通常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母公司或出资人控制着子公司;二是母公司或出资人控制子公司从事侵犯法律权利的欺诈、不诚实的或不公平的行为,或者从事违反法律或违背其他积极义务的行为。三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母公司或出资人义务的违反与原告的损失存在近因关系[7]。但是,由于各州的法院在进行个案审查时,对控制的理解不同,因此在何为确定“揭开公司面纱”的决定性因素。在1986年的Laya v. Erin一案中,法院总结了在审理该类案件时19项应予考虑的因素。它们包括:股东和公司资产的混同;将公司的资产转移股东个人使用;未保留公司的会议记录或其他记录;未向公司投入与其营业风险相适应的资本;个人或家庭拥有公司所有的股票;公司和股东使用相同的办公场所或地点;公司以及其股东雇佣相同的职员或法律顾问等[8]

 

四、        我国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肯定及分析

新修订的《公司法》在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法》第20条所建立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基本模仿大陆法系德日“直索权”的规定,具有鲜明的法律要件构成说的色彩,因此可以从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及客观方面来领会该条的内容。

构成公司独立人格制度违反的主体是股东。我国公司法对股东没有施加限制,但在英美法系,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其主体在个别情况下包括公司的董事。

股东在承担公司债务连带责任的场合,其主观方面须有滥用股东权利的故意。这意味着,法院在确立此类案件时,如果不实行特殊的归责形式,原告须承担证明股东意图的举证责任。这需要外部债权人象内部人一样了解公司与其股东关系,股东行为意图和目的,责任过重。因此,比较适合的是对股东主观意图的确定采用过错推定的方式,一旦发生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行为,则推定股东具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的故意,股东可以通过反证自己没有过错解除责任。

《公司法》对股东客观方面条件的表述为滥用股东有限责任和法人独立人格,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这一原则性规定。即我国对公司独立人格否认的场合主要基于股东逃避债务的场合,可能包括出资不足、母公司挖空子公司资产或者不投入子公司经营范围相适应的资产、在破产清算前或者过程中转移财产的行为等。由于限定的是对债权人造成严重损失,则公司对外侵权,由于资本不足,不能清偿责任时,被侵权人不能据此提出公司人格否认的请求。从这点可以看出,《公司法》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主要在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未延及其他利益相关人。

股东滥用权利,导致公司人格否认时侵犯的客体是债权人的利益。这意味着股东仅在损失实际发生时才承担连带责任。但这条并没有限定在公司不能清偿债权人受损利益的情况下,也未说明股东这里承担是一般性连带责任,还是补充性连带责任。根据一般理解,在符合上述主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要求时,债权人可直接要求股东承担责任。这点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设立的补充性特点不一致。在公司尚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不宜扩大投资人的责任范围。

 

参考文献:

[1] Stephen Griffin. Company Law, Fundamental Principles[M]. Edinburgh: Pearson Education, 2000. 7.

[2]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1.

[3] 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 德国资合公司法[M]. 高旭军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81.

[4] Paul L. Davies.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M]. 6th ed. London: Sweet and Maxell, 1997. 163.

[5] Stephen Griffin. Company Law, Fundamental Principles[M]. 3rd ed. Edinburgh: Pearson Education, 2000. 12.

[6] Paul L. Davies.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M]. 6th ed. London: Sweet and Maxell, 1997. 173.

[7] Robert C. Clark. Corporate Law[M]. Boston,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86. 72.

[8] Larry D. Soderquist, A. A. Sommer, Pat K. Chew, Linder O. Smiddy.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Organizations[M]. 5th ed. New York: Lexis Publishing, 2001.413-414.



[1] 见英国案例Daimler v. Continental Tyre & Rubber Co [1916] 2 AC 307.

[2] 见英国案例Gilford Motor Co v. Horne [1933] Ch 935.

[3] 见英国案例 Jones v. Lipman [1962] 1 WLR 832.

[4] 前者见英国判例 Jones v. Lipman,后者见判例 Adams v. Cape Industries [1990] Ch 433.